如何通过中国自驾车重塑欧洲技术规则？

欧洲如何回应中国在自动驾驶出行领域日益增长的作用，不仅将影响谁来制造未来的汽车，更将影响谁来编写算法，以及最终制定管理这些汽车的规则。

通过与欧洲和美国的领先企业结盟，北京的科技巨头不仅获得正当性，也对未来的自动驾驶出行标准拥有影响力。

随着全球自动驾驶的竞争加剧，欧洲已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最新前沿阵地。像小马智行（Pony.ai）、文远知行（WeRide）、安途（AutoX）、元戎启行（DeepRoute.ai）、Momenta和百度的萝卜快跑（Apollo Go）等初创公司，正将它们的测试和伙伴关系拓展至柏林、慕尼黑、巴黎和伦敦等欧洲各大城市，将欧洲转变为下一轮技术竞争的舞台。

这场最初旨在超越Waymo和Cruise等美国巨头的中国国内竞争，已演变为一场争夺市场影响力、数据主权和地缘政治杠杆的跨洲际竞争。

融入欧洲移动出行网络

中国决定转向欧洲，既是机遇使然，也是形势所迫。在经历美国多年来对中国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技术的限制后，欧洲提供一个监管虽碎片化，但有利于创新的替代舞台。欧盟委员会的移动出行战略，要求在2030年前实现大规模自动驾驶整合，而汉堡、哥德堡和巴黎等城市也已建立专用的智能驾驶通道。对北京而言，欧洲的开放性提供一个通过技术相互依存投射软实力的机会，这是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更为微妙的影响力。

除了经济考量，这种扩张还具有战略分量。欧洲的汽车生态系统，汇集马赛地（Mercedes-Benz）、宝马（BMW）、大众（Volkswagen）、雷诺（Renault）和斯泰兰蒂斯（Stellantis）等品牌，不仅为中国提供技术合作，更赋予它在制定未来的移动出行标准方面的正当性。将中国自动驾驶系统植入欧洲腹地，能让北京影响数据处理、安全协议和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全球规范，这些领域正日益与数码主权及地缘政治竞争紧密相连。

文远知行已与博世（Bosch）合作开发一段式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将感知和决策整合为单一流程。与此同时，百度则与来福车（Lyft）联手，计划于2026年前在德国和英国推出萝卜快跑自驾车，由福车负责平台运营，百度则提供车辆和核心技术。

这些伙伴关系揭示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工业技术诀窍和市场准入条件，深度融入欧洲既有的移动出行生态系统。通过与欧洲和美国的领先企业结盟，北京的科技巨头不仅获得正当性，也对未来的自动驾驶出行标准拥有影响力。

特斯拉的劲敌

这些举措突显中国自动驾驶行业已发展成为全球竞争者。尽管投资数据各异，但中国自驾车公司在过去两年，显著扩大在欧洲的业务版图。

小马智行正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枢纽和总部，作为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技术的研发和测试基地，并与卢森堡出行公司Emile Weber等伙伴合作，推进在该地区的部署。这一扩张策略与比亚迪（BYD）和蔚来（NIO）等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将欧洲作为进入全球市场的门户异曲同工。

相比之下，曾是西方创新无可争议象征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如今在欧洲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特斯拉在欧洲的新车注册量同比锐减40%，连续第七个月下滑，即便整体纯电动车销量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竞争对手比亚迪的销量激增225%，注册新车达1万3503辆，同期超越特斯拉的8837辆。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车市场的总体份额已达到创纪录的5%，突显增长势头。

特斯拉面临高成本、车型老化，以及对欧洲不断变化的法规适应较慢等挑战，这些已侵蚀其竞争优势，而比亚迪、蔚来和小鹏（XPeng）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则正以价格实惠、模块化且符合欧洲标准的电动车迅速扩张。

这种差异突显一个更广泛的战略差距：特斯拉代表着以专有控制为中心的垂直整合模式，而中国企业则推广建立在互操作性以及与欧洲供应商合作基础上的适应性生态系统。结果是全球科技力量的悄然逆转，中国不再是模仿者，而是在治理、适应性和标准制定方面展开竞争，重塑技术影响力跨国界投射的方式。

合作的代价

然而，欧洲在兴致勃勃之余，也带着疑虑。布鲁塞尔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在经济乐观主义与国家安全谨慎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警告，配备高分辨率传感器的自驾车，可能“无意中捕获可识别信息”，引发关于数据主权的质疑。这场辩论让人回想起5G时代，当时欧洲面临着平衡对华为的安全担忧与对可负担技术的需求之间的压力。如今中国自驾车企业的到来，再次引发同样的困境，只不过这次是算法在操控汽车，而非网络。

欧洲自身的产业战略，正被这种地缘政治现实所重塑。诸如《欧盟晶片法》和《人工智能法》等举措，旨在维护技术主权，同时保持市场开放。然而，中国企业正在学习适应。

文远知行已在法兰克福设立合规办公室，并承诺在当地存储所有欧洲用户数据。百度的萝卜快跑正在开发符合欧洲人工智能透明度规则的欧盟特定版本软件。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正务实地努力将影响力在地化而非强加于人，这是北京新“科技外交”的标志。

对于欧洲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企业的进驻，既带来机遇，也暴露其脆弱性。与中国自驾车公司合作，可以加速接入在广州、深圳等城市历经锤炼的成熟自动化生态系统。然而，这也可能加深对中国人工智能架构的依赖，与电动汽车电池领域的担忧如出一辙。优步（Uber）和中国的Momenta计划于2026年，在慕尼黑启动L4级自动驾驶测试，而百度则与来福车合作，计划在德国和英国推出无人驾驶德士服务。

从制造业主导到技术规范制定

中国的进步也是更广泛地缘政治叙事的一部分：即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技术规范制定。随着华盛顿加倍实施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晶片禁令，北京正通过模糊商业与战略界限的民用技术扩大影响力。

通过将企业嵌入欧洲创新集群，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车辆；它输出的是治理模式和数据架构。这是一种“驾驶外交”形式，即全球影响力并非通过意识形态建立，而是通过驱动未来经济的标准来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已成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治理愿景之间的代理战场，即算法透明度和数据伦理方面的规范，反映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分歧。

这一战略正日益从产品延伸至流程。北京正通过数码生态系统输出治理理念——即如何在紧密集成且以效率为导向的系统中收集、存储和处理数据。中国在国内“智慧城市”框架和电动汽车平台中采用的相同策略，如今正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标准，嵌入欧洲的数码基础设施。

通过塑造移动出行的底层逻辑——即代码而非仅仅汽车本身——中国正以技术官僚式、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构建影响力。它的“受规管的相互依存”模式，提供可预测性和规模效应，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碎片化的监管框架形成对比。

欧洲接受这些试验，源于经济需求和政治务实主义的双重考量。面对停滞的汽车需求和更严格的排放法规，欧洲城市将自动化视为重振产业和减少碳足迹的途径。已在亚洲人口稠密大都市得到验证的中国系统，提供现成且具成本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多重因素交织

然而，欧洲战略家却担忧数据依赖性：自驾车产生关键的空间数据，而中国的控制可能使欧洲在运行交通网络时，依赖外国算法。

为此，欧盟委员会已开始讨论针对自驾车的更严格跨境数据协议，并探索与日本、韩国和美国制定联合标准。此类措施可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实时移动出行数据（自动驾驶系统的命脉），迫使它们将人工智能训练在地化，并可能削弱北京在全球数据规范制定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零跑汽车（Leapmotor）和上汽集团（SAIC）等中国汽车制造商，正深化它们在欧洲的研发实力。零跑汽车正准备在2026年前推出智能驾驶服务，而上汽集团旗下的智己汽车（IM Motors）已在法国和荷兰全面展开L2+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欧盟欢迎此类合作，但对潜在的战略依赖性保持谨慎，尤其是在中美欧之间人工智能治理竞争加剧之际。

随着世界日益迈向无人驾驶的未来，欧洲已成为新型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这场竞争并非通过关税或军舰，而是通过算法、传感器和监管法规展开。欧洲大陆的道路，如今正成为治理、创新和数码主权等竞争愿景的试验场。

欧洲能否在汲取中国技术活力的同时，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权，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将塑造全球力量的轨迹和21世纪出行的未来。欧洲如何回应中国在自动驾驶出行领域日益增长的作用，不仅将影响谁来制造未来的汽车，更将影响谁来编写算法，以及最终制定管理这些汽车的规则。